我的母亲很平凡,站在人群中都不会很容易被认出来;我的母亲又很不凡,她用简简单单的母爱,和父亲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硬是将四个孩子拉扯长大。母亲和父亲是通过媒人认识的。在他们那个年代,自由恋爱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事情。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甜言蜜语,他们也不会说甜言蜜语,甚至经常会有口角之争,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,他们的感情已经融入到了平平淡淡的日子之中,他们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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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年前,大姐出生了。由于父亲母亲都是各自家庭的老大,所以她是我们两个家族的第一个孩子,理所当然的成了所有人的宝贝。大姐从小就比较聪明,也比较懂事。不过,或许是孩子太多,父母忙于生计,也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能力去方方面面都顾及到。这让大姐有了一种埋怨的心理,觉得父母只知道给孩子吃的喝的,根本就不知道给孩子以内心的关怀。我记得当时大姐寄回那封信的时候,我从没见她哭过的母亲哭了,哭的是如此伤心——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母亲也会哭。我当时吓得不得了,也为母的伤心而伤心得不得了,最后和母亲一起哭起来。如今大姐长大了,已为人母的她终于些许体味到做人父母的艰辛,也开始明白自己当时的叛逆。大姐常常告诉我,她做了母亲才明白父母对孩子那种无可比拟的爱,才明白父母永远是最爱自己的人。这对于我的母亲——我劳累了大半辈子而且至今还在劳累的母亲——大概是最欣慰的事情吧。

很多时候,我感觉到二姐对我的爱,胜过大姐。

二十五年前,二姐出生了,她是我家第二个孩子,也是两个家族第二大的孩子。有了孩子当然是值得庆祝的,但那种庆祝总是少了一份心照不宣的遗憾——我的爷爷是一个很正直的人,不过却有着十分严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。见到两个都是孙女,爷爷就有些坐不住了。当时计划生育是相当严格的,第二个孩子就已经罚了很多款,但是爷爷还是希望我的父母能再要一个孩子。对于这一点,母亲的心里是完全明白的。二姐是一个善良、老实而又有些固执的孩子,甚至和母亲一样都得过甲亢,这也就没有少让母亲操心甚至流泪。不久之前,当远在浙江的二姐早产之后,一坐车就晕得万分难受的母亲还是坐上了远去的列车——不知道那小小的列车,是否载得动一个母亲的心……

比如,每一年我的生日,二姐都记得。大姐姐好像结婚之后就记不住了。比如,二姐给我打电话的次数远远多过大姐,大姐好像工作很忙的样子。比如,即使我长大了,每一年春节的时候,二姐还是会给我买衣服。

二十二年前,我的三姐出生了。我不知道当时我的爷爷有什么想法,我也不知道我的母亲该承受多么大的压力。三个孩子就像三座山,重重得压在了父母的肩上。当时甚至有人建议父母把三姐送给别人,但是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其实这还是次要的,对于我们那里的人来说,没有儿子是一件很不好的事(我说的还不算太难听),所以总是有人在我的母亲身后指指点点。母亲对我说,父亲对此还不是太在意,只是她自己——看似不要强的她自己,不想让我的父亲成为大家说小话的对象。但她只是一个女人而已,又怎能抵抗得住所有人的压力呢?于是她被弄去做了绝育手术——先不要奇怪我是怎么来的——后来听我爷爷说,母亲在医生面前落泪了,哭得真心实意,哭得一塌糊涂,哭得都是一个女人的无奈。最后是怎么回事,就不需要我多解释了。

爱是没有多少之分的,但是,爱如果有了比较,那就有了分别。

十九年前,我哭着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虽然我三姐出生之后、我出生之前,我的叔叔已经有了第一个儿子,但我的到来还是给爷爷、给奶奶、给我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欢喜。而就在两年前,当我因病住院,一直由母亲照顾的时候,我才从母亲口中得知了一个我从来都不知道的真相:我不是在医院出生的,而是在一家没有孩子的夫妇家里出生的——他们说好如果是个女儿,就把我送给他们当孩子;如果是个儿子,就把我带回家自己抚养——结果是个儿子,我也就回到了自己父母的家里。当时知道这件事以后,一种十分复杂的感觉立刻涌了上来,我当着母亲的面非常非常伤心地哭了,而她的眼睛也马上变得湿润起来。她说其实就算是个女儿,她也不会把我送给别人的——她怎么忍心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呢?对我的出生最快乐的肯定就是我的母亲了,不过,在我出生一个月之后,我那还沉浸在快乐中的母亲就被诊断出甲亢,我也因此再也没有吃到母乳,而我的母亲也得忍受病痛的折磨和对我的内疚——虽然这完全不是她的错。紧接着考验着她的,就是那比山还重的养育四个孩子的任务,于是她和我的父亲只好以超出常人的努力,拼了命来给我们姐弟四个撑起一片爱的晴空。还好,她说我从小都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好孩子,基本上没有让她多操什么心,这大概是我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吧。

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大姐姐,那是不诚实的。毕竟,我和大姐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远胜于与二姐相处的时间。

虽然母亲从来没有多管教过我,但在耳濡目染下我还是受到了她的巨大影响:我的母亲基本从来没有打过我,这就让我学会了宽以待人;我的母亲完全没有骂过我,这就让我学会了以礼待人;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我自己的选择,这就让我学会了自立。在这方面我的母亲和我的婶婶很不一样,当婶婶罚堂哥跪搓衣板的时候,当婶婶拔掉堂妹“会爬坏墙的爬山虎”和“会占用菜地的凤仙花”的时候,我就会想想从来没有挨过的打,看看我那长得到处都是的花花草草,然后感激而庆幸地翘起嘴角。

当我还在人间的入口处张望的时候,母亲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担着箩筐,四处吆喝了。左边的箩筐坐着4岁的大姐姐,右边的箩筐坐着2岁的二姐。如果说那是卖孩子,那是不正确的,因为那并没有涉及到金钱交易。

我的母亲,我的含辛茹苦的母亲,我的平凡而伟大的母亲,我这棵渺小的寸草,该如何报答您的三春晖?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,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,如果我能宽恕人,体谅人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

母亲跑了好几个村子,也没有送掉一个。只好把俩孩子又挑回家了。

父亲骂母亲没用。

过了几日,父亲担起箩筐,翻过一个小山丘,到了邻县的曹家岭。

一户有三个儿子的人家收养了二姐。他们没有选择大姐姐的理由很简单,因为她太大了,她可能记得回家的路。

就这样,二姐被送走了。

二姐被收养之后,母亲终日以泪洗面,用她的话说,她的眼泪都快流干了。

终究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。思来想去,母亲与收养了二姐的那家人定了一个协议:我们家和二姐的养父母家现在成为亲戚,直到二姐出嫁,亲戚关系自动解除。这就意味着,我们俩家人可以常常互相往来。

在80年代的王家村,或者80年代的曹家岭,甚至时间再往前移几个年代,像我们家这样送孩子的人家已经司空见惯了。

除了送孩子,还有换孩子的。送出去的孩子一般都是女孩,换孩子的情况一般是一个家庭里连生三四个都是儿子,另一家则是连生三四个都是女儿,于是这家用儿子换另一家的女儿,此乃换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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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:新华网

至于把女孩子送走的原因,我想无非是跟我们家一样吧。就是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。当我的二姐出生之后,就意味着我的父母亲用完了国家给他们的配额(在农村,如果头胎是女儿,可以再生一个)。不过没关系,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——送走一个孩子,就又空出来一个名额。

遗憾的是,任凭我父母亲再怎么努力,也没有生出一个带把的来。

在我之前,我的母亲,有过两个孩子,其中一个在3岁的时候夭折了,是个女孩;还有一个不小心流掉了,性别不详。

五年之后,我又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降临在这个家庭了。

我的出生,无疑对我的父母来说,是一个打击。

我的父亲连我的“洗三”仪式都没有来得及参加,就匆匆忙忙离开了王家村。

父亲本不是王家村的人,他的母亲生下他后不久就过世了。我祖母就将襁褓中的父亲抱了回来,当做自己的儿子养大。而我的祖母实际上是我的姥姥,我的母亲是她的女儿。

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,他们像姐弟一般长大了。当他们到适婚年龄时,祖母开始忧虑,她忧虑养大的儿子娶了老婆忘了娘,她忧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于是,祖母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——安排母亲嫁给了父亲。

然而,这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虽保障了祖母的晚年生活,却成了父母亲命运悲剧的始端。

当父母亲结婚之后,生儿子就成了他们的家庭重任。我的出生,终于让父母觉得生儿子无望了。

王家村的“重男轻女”“养儿防老”等氏族观念至今仍然保持完好。没有人觉得生女儿是可以光宗耀祖的。

父亲一看我不是男儿身,再也无法忍受村子里的人指指点点,逃也似得离开了。

当父亲收拾行囊时,他就做了要事业有成的决定。既然生不出儿子光宗耀祖,也要成就一番事业,衣锦还乡,以此来报复那些曾经戳他脊梁骨的人。

父亲常年在外打拼,只有在祭祖大礼、过年的时候回王家村。

比我大七岁的大姐在寄宿学校上学。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年迈的祖父母相依为命,还有半个留守儿童的我夹在他们中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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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留守儿童

待我长到三四岁的年纪,爷爷就常带我去曹家岭找我二姐。爷爷送我到二姐养父母家,就回去了。我则会留下来过几宿。

我跟着二姐去放牛,我跟着二姐去池塘边洗衣服,我跟着二姐去找她的小伙伴玩。反正,二姐干嘛,我就跟着她干嘛。

当然,我每次去二姐的养父母家,不仅仅是去培养我和她之间的姐妹情谊的,而是身负重命的。

当我要回家的时候,我就会邀请二姐去我家玩,这句话说来很奇怪,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,那也是她的家。

有的时候,二姐会去我家住几日。

有的时候,她的养母不允,她就不能来了,这时她就把我送到王家村村口就回去了。

在二姐回曹家岭的路上,偶尔会碰到在田间干农活的王家村人,他们知道二姐是我们家送出去的女儿,就会逗她,问:“你是哪里来的孩子?”

“我是曹家岭的。”二姐回答。

“那你姓什么呀?”王家村人继续问她。

“我姓王。”二姐答。

“你是曹家岭的,怎么会姓王呢?”王家村人笑着问她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这句玩笑话对年幼的二姐的伤害有多深。

二姐没有回答他的问题,而是急匆匆地跑走了。

她一边跑,一边哭。

从那之后,若再有王家村的人问她姓什么,她就回答他们她姓曹。

那时的我不明白,为何二姐没有改姓曹。

长大了之后,我才想明白这个问题——因为是女子的缘故,她的后代不会延续她的姓氏,不管她是姓王还是姓曹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当我邀请二姐去我家的使命没有完成时,我又多了另外一项任务——给母亲带去一些曹家岭的情报。

母亲看我一人归来,就会很失望,继而带着怒气向我发问,“你二姐呢?”

“姨妈(二姐的养母)不准她来。”我唯诺道。

“你二姐在家干嘛?”母亲听完我的答案更加生气了。

“编鞭炮。”我望着我的大拇哥又从布鞋上开了个窗户出来。

“她前天有没有去上学?”母亲继续盘问。

“…….”我专心致志地摇动着我的大拇哥,已经神游太虚了。

“给你新做的布鞋,才没穿两天,又坏了!”母亲看我神游了,音量立刻高了好几个分贝,“看样子得给你打双铁鞋,你才能穿不坏!”

那个时候,年幼的我并不清楚母亲真正发怒的原因,只是隐隐觉得跟二姐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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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:京华时报

母亲一直有愧于二姐,特别是在读书这件事上。因为,我和大姐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而二姐连小学都没有念全。

母亲说,这都是因为她的养父母太爱钱的缘故。如果学校里来人了,二姐的养父母就会让她上两天学,如果学校没人管,他们就让她在家编鞭炮以此贴补家用,二姐就在两天去学校三天在家编鞭炮的情况下完成了她的小学教育。她的养父母没有再让她继续上学,他们说二姐的学习成绩不好。

母亲难过的说,老是在家编鞭炮成绩怎么会好。

因而,每谈及此,母亲就会责怪父亲没有把二姐送到一个好人家里。然后,他们就开始争吵起来。

“这是你二姐的命。”母亲眼眶泛红。

本来,二姐是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的。因为一开始,母亲把二姐送给了她40岁还未生育的姐姐。可是,二姐在大姨家总是生病。大姨很害怕,因为她曾经收养过好几个孩子,但都因病夭折了,所以没过两天大姨就把二姐还给了母亲。说来也怪,二姐回到家里,病就好了。

二姐小学一毕业,就开始出来工作,然而,12岁的她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什么工作,因为她还是个童工。她的养父母不知道从哪里给她寻了一份在桔园里的工作——摘桔子。

母亲觉得二姐太过年幼,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外地。她到处走动,希望可以在家附近给二姐谋得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,可是这对于一个农村妇人来说,太难了。到最后,她只能拜托一个在县城开餐厅的人收留二姐做服务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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